讲座开始，吴学源老师提到早在80年代编写《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时，就涉及到乐器、乐种、歌名等的名称问题，当时有这样两种观点：一认为需要翻译成汉语；二认为应当“民从主人”，即使用本民族语言的称谓。后一种观点主要是出于民族团结的政治目的，认为翻译不够准确就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歪曲、不尊重。但吴老师认为，由于中国的少数民族众多，各种民族语言的支系、方言繁杂，全部使用民族称谓反而更加复杂和混乱。
吴学源老师以收集的乐器名称为例，经过细致调查和分类后，最终发现最终使用到的名称原少于最初的数量。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由于不同地方使用的名称不尽相同，调查者有时只能拿着乐器的图片去询问，类似的情况在不同民族之间更是常见。如果要兼顾每一种名称，后续的整理、研究等工作就难以进行。因此，吴老师在实践中总结出的做法是：先细致调查，认真统计名称、记录地域等情况，接下来从中找到最典型、各个支系都认可的名称作为统一名称，而这也是后续归类和深入研究的基础。
追溯到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于翻译正名的问题还没有规范和共识。以中国历史上第一版少数民族乐器志为例，因为没有汉语名称、没有分类，使用的乐器名称基本都来自民族称谓。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在出版时，汉语汉字不能用其它语言文字替代，因此少数民族名称只能作为辅助参考，这也是吴学源老师主张翻译正名的一大原因。现在上海音乐学院的研究课题也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可以促进交流，在先前普查的基础上，加上多方合作搞清楚乐器名称，从而和乐器分类工作形成相辅相成的效果，由此推进正名统一的规范化、普及化。
接下来，吴学源老师又结合许多实例，探讨了翻译正名的技术问题。
一般对少数民族乐器名称进行注音时有两个常用方法，一是用汉语拼音或国际拼音注音，二是使用汉字进行注音，其中后者是目前较常用的方法。但要注意选择的汉字要尽量符合发音，声调要准确；特殊发音注意标注，可以使用双拼（反切）的方法；汉字选择方面，不能使用原本就有含义的字，否则会影响宣传传播。
翻译通常有直译和意译的方法，准确的翻译可以作为正名名称，因而在翻译正名过程中应当考虑诸多因素，需要对乐器的文化内涵、历史、传播等了解充分。由于汉语本身就包含形、声、意，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在翻译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能体现分类思维、乐器材料等。少数民族语言也往往有这样的特点，因此翻译时要和民族的分类思维相吻合，不能仅根据汉语习惯命名。由于许多民族乐器的名称本身具有隐含意义，暗含故事或神话等文化价值，因此应当包含在正名当中。另外，只有在民族特有的情况下才可以加入民族名称或地名等。在整个正名的过程中，要注意尊重各地编辑部统一规定的标准，这样才是真正的维护民族团结。
讲座最后，吴学源老师再次强调，讨论少数民族乐器名称的翻译问题不仅仅是名称问题，更是政治、民族团结问题，既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有助于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促进各学科的发展，亦给后人留下考证历史的材料。
讲座结束后，主持人萧梅老师组织了提问与进一步探讨。
东方乐器博物馆的邢媛老师提到自己在处理名称时遇到的困难，认为无法调节汉化翻译和保留原生名称之间的矛盾，并结合实例进行探讨。吴老师解释道，原生名称放在第二称谓，主要是起到少数民族的识别作用，但汉化翻译正名才是第一称谓。萧梅老师也参与进来，提到数据库能解决自称和他称的矛盾问题。
徐欣老师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延伸，提到在面对学术性分类与各地不同分类矛盾时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是否需要一种“双规制”的处理方式。吴老师再次强调不论是名称还是分类名称，放在首位的一定是汉语文字，少数民族的不同用语都应放在这之后，可以多个形成并列，同时做好标注，如理清地域、民族、支系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萧梅老师针对音研所保存的景颇族树皮号提出了疑问，吴老师却说，在他研究过程中没有看到过景颇族有树皮号，探讨后得出或许是当时工作的遗留问题导致出现了错误。
其他参与人员在聊天室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吴老师就少数民族本族的分类观念进一步举例阐释，也提到分类时标准不统一的情况十分常见。像H-S分类法的理念和我们国内的理念不太一样，但即便是自己的通俗分类法，其中的分类仍然不是绝对的，像口簧口弦这类乐器，既可以算是体鸣乐器也可以算是气鸣乐器，因此跨类别以及分类模糊的情况是很多见的。
此外，还有问题提到乐器工艺品化的现象，吴老师不主张工艺化，但认为标准化是当务之急。由于目前少数民族乐器制作等不够统一，会进一步引发传统消失的问题。
撰稿：黄心滢
编辑：褚婉吟
审稿：邢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