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7日10时，上海音乐学院东方乐器博物馆策划的“博物馆讲堂”系列活动，邀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赵维平教授以《唐代的乐器及古乐重构》为题开讲，活动在东方乐器博物馆邢媛博士主持下，于上海音乐学院零陵路校区928L成功举办。
本场讲座中，赵教授依托详实的图史材料，结合个人实地调研经验与实践经历，从典型外来乐器的考源到历史语境下的音乐文化汇流，再从古谱学研究的脉络梳理到当下的古乐复原实践，通过经纬纵横的历史考掘，分享数十年来的治学心得。
一、从乐器学视角看汉唐胡乐器的传来
首先，赵维平教授围绕中国古代乐器的不同时期的乐器品类、分类法的先后演进蝶变进行梳理，进而聚焦于汉代丝绸之路背景下胡乐器东渐导致的音乐文化合流现象，由此显现出胡乐入华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乐器逐渐建构起的新格局。
此时期伴随弹拨类的琵琶、箜篌等，吹奏类的横笛、筚篥、角等，打击类的羯鼓、毛员鼓、都昙鼓等胡乐器的传入，在乐调与乐舞上也开始显示出外来音乐的影响。在这一部分的介说中，赵维平教授以今国内见存的石窟遗存、文物为据，通过克孜尔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和田约特干故城出土文物中的音乐图像，以及唐韩休墓、李寿墓石椁等墓葬中的音乐材料等进行扎实又不失生动地讲述。
二、以琵琶为个案的胡乐器历史钩沉
在对我国境内的丝绸之路音乐遗存以关切的基础上，赵维平教授将目光投射至整个东亚范围，认为位于丝绸之路东端终点站的日本奈良正仓院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文化样态极为重要的路标。
建院于756年的正仓院保存着中国八世纪中叶前的古代乐器，其中尤以四弦曲项琵琶与螺钿五弦直项琵琶为典型。以此为引，赵维平教授围绕琵琶的源流问题进行个案剖析。
从隋唐时期的多部乐，到宫廷中的琵琶乐人，再到诗文中的琵琶意象，这件外来乐器的传入与传播对中国音乐的发展有着难以忽视的助推作用。在这一部分中，赵维平教授基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琵琶”条目、原始文献与考古史料，对出现于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阮咸、四弦曲项琵琶和五弦直项琵琶的历史源脉进行考察，认为“曲颈四弦琵琶应为波斯传入，其入中国应在汉魏时期，且其最初传入我国时，主要逗留于阗一带”以及“火不思应为元代由阿拉伯地区传入的乐器”，由此厘清了学界对相关乐器历史认识不清的现象。与此同时赵教授指出，汉朝前后来自波斯和印度的两种外来文化，以及南北朝前后汇流于我国新疆地区的三股文化势力，也对琵琶的传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意义。
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到中国地图，再到亚洲地图的宏观视野下，在弦声鸣响的丝绸之路上，对犍陀罗琵琶Bharbhu、萨桑朝的Barbat、古代于阗的梨形琵琶以及中原的四弦琵琶等同族乐器的研究，都是琵琶乐器史的实物书写。赵维平教授强调，对琵琶的历史的考源当避免去头截尾、拦腰截断地论述，而是应进行前、中、末端串联的整体性考察。
三、古谱学研究回顾与古乐复原实践
在以琵琶为例论说了中国唐代乐器源流与演变历程后，赵维平教授进一步聚焦近当代古乐谱的发现与研究，通过对古谱学学术史的回顾，最终落脚至如今的古乐复原实践。
自敦煌琵琶谱发现后，日本学者于1938年的首次解读解决了其中的音高问题。70年代后，英国剑桥大学劳伦斯·毕铿教授及其建立的东亚音乐博士班，进一步对琵琶谱、笙谱、横笛谱等古乐谱展开了全面研究。80年代后，自叶栋先生对敦煌琵琶谱的节奏研究始，我国掀起了一场持续几十年的古谱研究浪潮。除敦煌琵琶谱外，赵维平教授还对《五弦琵琶谱》《博雅笛谱》《新撰笙笛谱》《仁智要录》《三五要录》等由日本“留学僧”带回日本的大量古乐谱资料进行逐一细致介绍，同时对中西乐谱的发展历程展开对照。
古代乐器以及音响的传承同样是复原中国古代音响的关键条件，前论所提及的日本正仓院完整地保留了唐玄宗时期乐器18种75件。自日本明治时期起，这些乐器在形制、构造、材质、性能、测音等方面已开展过细致严密的调查。近年来，上海音乐学院严格按照正仓院所藏唐乐器资料中的制作材料、尺寸共复制四弦曲项琵琶、五弦直项琵琶、阮咸、羯鼓等13种32件唐乐器。在此基础上，赵维平教授结合上海音乐学院团队现今的古乐谱解读、古乐器复原以及古音响的传承实践成果，带听众于“唐韵回响”中感受从图像、文物、文献到复原乐器乃至音响的探寻历程。
讲堂结束后，邢媛博士进行总结发言，后赵维平教授与本校师生和东方乐器博物馆“博物馆讲堂”公开招募的爱乐者们就琴、瑟、箜篌、筝等中国古代乐器的形制、源脉、制作工艺、性能，以及域外见存情况等展开热烈问答。回顾讲堂，赵维平教授以现今国内外见存乐器、乐谱、乐史为实证依据，为聆听者们勾画出了一副点线清晰的唐代乐器演变线路图，在让大家通过实物感知不同时期乐器状貌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中国古代音乐史、乐器学研究的当代路径与探寻空间。
撰稿：杨晓阳 2024级中国古代音乐史硕士研究生
编辑：褚婉吟
审核：邢 媛
终审：肖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