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讲堂-《二度田野 • 三证互释 ——我与博物馆的萨满乐器典藏与研究》讲座综述

发布时间:2022-11-22浏览次数:11








 20221114日(星期一)上午10:00,上海音乐学院刘桂腾教授(特聘)以《二度田野• 三证互释——我与博物馆的萨满乐器典藏与研究》为题做了一场学术讲座。该讲座是上海音乐学院建校95周年·艺术学研究学术周、国家社科基金2021年(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器乐艺术研究”系列讲座之一。

 讲座分为“二度田野”和“三证互释”两个单元,用四个以博物馆为田野场域的实战案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二度田野”音乐数据的采集、整理和“三证互释”的研究方法。这场学理性与实操性相结合,微观叙事与宏观概括兼具的讲座引起了热烈反响。


 第一单元 二度田野——中外博物馆萨满乐器的数据采集

 刘桂腾教授从自身的学术经历,首先通过“二度田野”与“一度田野”的比较阐释了二者的区别:一度田野是指经由实地调查而获取“一手资料”的田野作业方式,二度田野是指经由博物馆馆藏文物考察而获取“二手资料”的田野作业方式。与亲身实地调查不同,二度田野的调查对象是从其产生和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抽离出来的标本。于业已丧失田野资源的某些器物追索与实证,“二度田野”是不可或缺的一种作业手段。与活态传承的田野实物一样,静态典藏的博物馆文物也是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田野数据采集和研究的重要学术资源。

 第一个案例“神秘的清宁宫:康乾东巡的满洲萨满文物”,讲述了他在沈阳故宫博物馆清宁宫、北京故宫博物院坤宁宫追索康乾东巡所用满洲萨满文物的曲折经历,展示了清帝东巡在盛京谒陵祭祖的萨满响器图片和研究成果,体现了二度田野的难度和必要性。



   第二个案例万里千寻北欧行:察哈尔蒙古萨满鼓的东逝西流”,讲述了他在丹麦国家博物馆采集察哈尔蒙古萨满鼓的经历。20世纪30年代由丹麦人哈士伦在察哈尔一带收集的萨满鼓类型在我国境内已经消失,但一直沉睡在万里之遥的北欧。他以一张在国际学术会议中获得的历史照片信息为线索,经过18年的不懈追寻,终于在丹麦国家博物馆里找到了实物!由此可见,二度田野的独特作用是一度田野所无法替代的。

 

 第二单元 三证互释——北纬40度以北的泰加林型萨满鼓

 刘教授指出:可将乐器研究分为两种范式,一是对乐器共性特征的描写;二是着眼于每一件乐器(藏品)的研究。前者着重于乐器形态、发声机制、激起状态的逻辑梳理,进而归纳为一个乐器的分类体系;后者则“暂时离开共性的探讨,而从单件乐器的信息采集上,去探索乐器文化更广博的内容。包括‘器’与‘人’的关系,以及隐藏在‘器’与‘人’关系后面的人与人交往。”[萧梅《心与音:文化视野下的世界民族乐器》大型图录,湖北美术出版社] 他认为萧梅教授提出的“单件乐器志”范式对当下的乐器学研究具有拓展研究思维的意义;可把前者视为“乐器学”范式,后者是一种“乐器志”范式的研究。这种“单件乐器志”研究范式,趋向于人与物之间的文化勾连,追求在人/物关系的“复原”中建构乐器生命史,阐释乐器的音乐价值和意义。

 由此,刘教授引出了第三个案例:“大兴安岭深处——使鹿鄂温克萨满鼓传奇”。



    他以大兴安岭使鹿鄂温克族萨满鼓采集、研究的事例,讲述了追踪妞拉萨满鼓传奇般的经历。从一度田野的复制品,到二度田野——根河文物管理所的实物以及莱比锡民族志博物馆的埃文克人的泰加林型萨满鼓文物,结合俄罗斯20世纪50年代民族学文献和杨光海的《额尔古纳河的鄂温克人》中的民族志记述,在人/物关系的“复原”中建构出妞拉萨满鼓的生命史。讲到此,刘教授动情地说:“每当想起在大兴安岭腹地敖鲁古雅捧起追踪了18年之久的那面妞拉萨满鼓都令我激动不已。那不是一种物的猎获,而是田野苦旅中的一个热拥。是的,只有亲手触摸到实物的体温并与之进行一次当代与历史的对话,你才能享受到一件乐器生命史礼成的神圣仪式感和满足。 

 第四个案例“叶尼塞河的潜鸟:古斯塔夫珍藏的泰加林萨满鼓”。德国莱比锡民族志博物馆中收藏的150年前叶尼塞河流域埃文克人萨满鼓,为我国境内使鹿鄂温克族萨满鼓研究提供了历史线索和实例。刘教授提出:二度田野的数据,要通过书证、物证、事证构成的“三证互释”做乐器/响器原型溯源和谱系研究,这是音乐民族志式的多维考证方法。物证是取自于“一度田野”物质形态的活态实物和“二度田野”的静态实物标本;书证是文献史料数据(包括无文字族群的口述史资料);事证则是与之相关的民间信俗、礼仪、生计及文化生态环境等。



 关于北亚鼓圈“泰加林型”萨满鼓研究,就是把我国敖鲁古雅妞拉萨满的唯一一面传世实物及鄂温克人萨满祭祀仪式活态传承的田野调查,与德国莱比锡民族志博物馆馆藏的19世纪下半叶叶尼塞河流域埃文克人萨满鼓标本,及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民族学文献进行“三证”互释。以此串联起一个自古至今跨度150余年的萨满鼓谱系,提出了“泰加林型”萨满鼓类型概念。作为世界三大萨满鼓圈中一个独具北亚特色的萨满鼓类型,从文献落实到文物,由假说步入实证,在北纬40度以北的区域里,为进一步的萨满鼓研究构建了一个谱系化的学术框架。



 最后,刘教授特别指出:与考古学研究不同,音乐民族志视野中的三证互释法虽然基于“物”与“文”的双重证据,但其学术旨归是乐器生命旅程的求证。因此,将书证、物证置于“事证”之中解读是其基调。亦即,三证互释法既要取证于田野也要求证于文献,既要取证于活态实物也要问证于历史标本。同时,还须与其赖以生存的文化母体相连接,在人、事、物三重证据链中获取“物”的生命史意义

 

 

讲座结束时,萧梅教授进行了评议:刘老师用非常生动的事例把他博物馆田野的经历与治学的整个过程给我们作了呈现。我很早以来跟刘老师的接触,我个人对他的研究评价就是“一生一事”。实际上他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一面鼓上,而是从“一器”到“多器”,从“多器”到对萨满仪式音乐整体的研究;这个研究,实际上可以给我们带来对于中华文明的深度思考,通过一面鼓能够把整个文化的交互关系勾连在一起。从他的研究当中可以看到两个谱系:一个谱系是对萨满鼓本身的研究,他勾画出了一个非常精彩、图文并茂且深入的萨满鼓谱系;第二个就是他的研究谱系。我们对于类型的认识是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建构起来的,也就是说类型学本身是要历史化的,研究音乐形态也好,研究器物的形态也好,它是在历史的过程当中不断地被再类型化。因为,形态学的历史化研究,是要一次次地在历史研究过程当中得以展现和再认知的,实际上这是一个“研究谱系”,这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过程当中的两个谱系是互相关联的。刘老师今天这场讲座将这两个谱系非常生动地作了呈现,对于同行也好,对于学生也好,如果你选择以学术为志业,那么刘老师这样的过程不仅给我们展现了萨满鼓作为物的生命史,也展现了一个学者治学的学术生命史。


主持人邢媛老师对刘教授的讲座表达了谢意:刘老师从我们普通意义(狭义)上的田野开始,延伸到博物馆的田野,然后通过文献、实物以及与实物和文献相关的背后的人的礼俗、信仰之间的故事,展开了自己的田野叙事。藏品要在保护、收集的基础上展开深入的研究,并要对这些藏品进行阐释和展示。上音的博物馆是向学者开放的,欢迎学者们来我们博物馆参观、交流,对我们的藏品进行研究。


撰稿:王心如

编辑:褚婉吟

审稿:邢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