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上海音乐学院成立85周年，也正值东方乐器博物馆成立30周年之时，我馆在此期间特邀中国博物馆协会刚刚成立的乐器专委会秘书长，湖北省博物馆的副研究员张翔先生到我院举行《曾侯乙墓的音乐考古及相关问题》的讲座。
讲座于2012年11月21日下午13:30在北415教室开始，由音乐学系赵维平教授主持。
讲座从曾侯乙墓、曾侯乙墓的考古学意义谈到曾侯乙墓的音乐考古及其意义，进而谈到我国音乐考古的相关问题，大大拓宽了我们的学术视野，对音乐学习、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学术思维。
张老师的讲座从曾侯乙墓的发掘开始，讲到历史上的“曾国之谜”。据考古发现，在今天的湖北随州、枣阳、京山、襄樊以及河南新野、桐柏一带，出土有西周到战国时期的“曾”字铭文青铜器，表明这里是一个名叫曾的诸侯国的势力范围。最新出土的文物资料表明，曾国的存续时间应该是西周早期到战国晚期。还有几件器物铭文讲到，曾国的子孙是“周王孙”。左传里讲：汉东之国随为大。作为曾国，它没有历史文献记载。作为随国，没有出土文献支持。这就是所谓的“曾国之谜”。
2400年前的曾侯乙墓，随葬以九鼎八簋（guǐ，音轨）和编钟、编磬为主的礼乐器，遵守了周代诸侯的身份，反映出先秦社会严格的礼乐制度，以及人们对天地、神明和祖先的敬畏。十二律俱全的64件青铜双音编钟（不包括楚王所送镈钟）、玲珑剔透的尊盘和完整地书写二十八宿名称的衣箱等，体现了先秦时期中国在艺术、技术、天文等方面的极高成就。
谈到曾侯乙墓的考古学意义，张老师谈到：从风格上来讲，它摆脱了商末周初“神秘诡异”，充满了“鬼气”的青铜器风格，透出一股“清秀之风”，这是一种变化；从技术上来说，原本可以用陶范法制作的青铜器采用更为先进的失蜡法铸造，使作品更为精美，则是一种进步。曾侯乙墓的尊盘等器物，技术制作精美的青铜器，使青铜器的身份性炫耀变成了技术性的炫耀。
而曾侯乙墓对于音乐考古学的意义则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乐器实物及其附件、乐舞图像、音乐文献、音乐遗址等四大类音乐文化遗存，而整座墓具有礼乐“遗址”的意义。曾侯乙墓的音乐考古作为迄今最大的音乐考古工作案例，不但为我们提供了物化形态的遗存本身，更重要的是遗存所提供的全部信息，尤其是非物质形态的音乐信息，如音乐音响、组合关系等。曾侯乙编钟的声音信息稳定、可靠，并有大量乐律学铭文与之对应，因此，曾侯乙编钟与先秦乐律学研究、乐学方面的研究以及乐器学研究，便成为诸多学者研讨的重点和主题。非物质的音乐信息的采集、整理本身就成为一个研究的过程。
在谈论完曾侯乙墓在乐学史、律学史、乐器史、乐谱学、文化史以及对当代作曲理论等方面的影响后，张老师就音乐考古学学科的问题展开讨论。
张老师讲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开始了音乐考古学科的创业之路。虽然中国音乐考古学虽然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但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界并没有在理论上正式认同音乐考古学。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作案头研究的阶段，没有制度性保障。他认为，这种情况对于学科，以至于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
最后，张老师提出“合谋与互动”：“合谋与互动”是音乐考古学家冯光生先生最近提出的一个倡议，即音乐学家与考古学家需要更多地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了解对方的长处和局限，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补。这一新形势、新机遇下，中国博协乐器专委会于今年9月26日在湖北省博物馆成立，这是一个乐器收藏、研究、展示的协会组织，更是一个广泛交流的平台。这个平台将通过该专委会，将考古学和音乐考古学以及相关的学者们聚集起来，以合作研究、展览交流、学术会议、出版专业刊物等等形式，来促进中国音乐考古学的进步。
讲座结束，数位学者、老师、同学就张老师的讲座进行了讨论。
其中，敦煌学者刘文荣老师问道：曾侯乙墓中的陪葬乐器与现实中使用的乐器是不是有什么区别？
张老师回答：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礼用”、“乐用”的乐器组合问题。曾侯乙墓中的乐器，从音乐的音响效果等各方面看，是“乐用”的乐器，而像擂鼓墩二号墓出土的编钟则为“礼用”乐器。
随后赵维平老师提问：乐器复制件与原件在音律上是否完全一样？
张老师回答：复制乐器在样式、规模、音响上，应用现代工艺基本上可以达到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中小型钟2-5音分）。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曾侯乙编钟一钟双音的机制，可以自由控制正、侧鼓音的音高。
